一、經濟殖民的家國寓言小說 從黃春明創作年表來看，他從＜青番公的故事＞（1967.4）到＜甘庚伯的黃昏＞（1971.12）經營八、九個篇章的鄉土小說之後，隨著台灣現代化進程的速度，他也很快地就意識到社會變遷速度的急迫性，他開始描寫走向市鎮的小人物。於此，我們可以看到黃春明的視角，離開了那個他在1974年遠景版《鑼》的序言裡所說的從此「不再飄泊流浪」的小鎮。
台灣現代化速度之快，似乎不容他停留在對逝去的鄉土唱太久的輓歌。
張系國認為在急遽工業化的台灣，想要從現實世界割劃出一美麗的理想世界，
是殊無實現的可能，困擾著台灣作家的問題，可歸納為兩種對比：浪漫（酒神式的追求）\現實（阿波羅式的理解），
或是回歸（回歸鄉土、母體、故國）\出走（成為浪子，擺脫舊傳統），此兩層對比可作為理解台灣小說的架構。張系國並且認為： 從理想世界的憧憬，到對不理想世界的痛貶，台灣小說相當程度表現了台灣社會理想與現實的強烈衝突。
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意境，從屈原以來，都是對中國（大地、母親）情感上的矛盾。此一矛盾，由於台灣的特殊處境，對台灣作家尤其尖銳。
(1) 黃春明的羅東世界，
顯然比沈從文的湘西世界，面臨著更快速的變遷腳步，黃春明本人因為工作閱歷的增廣見聞，以及受到時代反殖民經濟議題的影響，以浪漫之情經營如騷賦般的鄉土故事，
逐漸為寓言成分加重的市鎮（或城市）小說所取代。
浪漫的回歸（大地、自然母體）在急遽工業化的台灣畢竟不是救贖之途，只好從理想世界或家園中出走到現實社會，直視現實世界的問題。黃春明筆下的小人物，
從欲挽留農業社會變遷腳步的老人代表的是台灣社會要從前現代進入現代化社會的陣痛期，一種回歸舊社群之懷鄉意識，
一轉為流浪到城市打拼的年輕人其所象徵的是台灣經濟起飛時期青春的生力軍。
此一經濟起飛的代價，卻是建立在離開了至情至義理想家園的年輕人，來到疏離冷漠的城市，他們猶如城市裡遊俠列傳，但是他們的精神面貌，卻突顯現代化過程下的台灣人，從對物質需求演變到喪失精神寄託的病變。
在＜兩個油漆匠＞、＜蘋果的滋味＞和＜小琪的那一頂帽子＞就已經逐漸透露出，黃春明對那個「完整世界」（社群共同體）的鄉土家園消逝的焦慮，這幾篇小說所呈現的是一種如「異鄉人」的氛圍。故事中的小人物儘管離家不遠，
但他們來到的市鎮，代表的是迥異於故鄉的情義世界，他們暴露在水泥高樓林立、汽車橫行的疏離、陌生的都市叢林中，小說中充滿死亡（如＜兩個油漆匠＞的阿猴、＜小琪的那一頂帽子＞的林再發）和畸零人（如＜蘋果的滋味＞中江阿發的截肢、＜小琪的那一頂帽子＞中小琪的頭蓋骨）的恐怖意象，
這些離鄉背井所遭遇的事件，流露出作家黃春明對鄉土淪陷的隱憂和焦慮，非用這些生死的事件和恐怖的意象不足以表徵，同時也流露早期存在主義式的思考。
面對經濟起飛後多元化的社會現實，這些被都市泯滅的小人物，顯露了作家黃春明在承認現代化是必要的前提下，對於鄉土淪陷與社會現實的無力感。 六０年代末年黃春明鄉下人進城的城市小說沒寫幾篇，前述第三章所分析的七０年代家國主體性的問題意識，就困惑著黃春明，他很快將台灣受日本殖民的歷史
，以及美、日經濟殖民的社會現實融入小說，首先，是在＜甘庚伯的黃昏＞中，
描述被日本殖民政府派去南洋戰場回來的阿興，戰後回來變得既瘋又啞，指控著日本殖民政府發動侵略戰爭、派遣台灣殖民地人民至前線作戰的不仁不義。
＜甘庚伯的黃昏＞裡阿興的瘋啞，可視為象徵著當時的台灣人對日本殖民經驗的沈默抗議，
因為日本對台殖民的歷史記憶，在1945年後來台的蔣氏政權對日實行所謂的「以德報怨」，卻對內施行白色恐怖，戰前日人治台的歷史，在七０年代以前幾乎成為台灣社會思想的禁區。 班雅明在＜說故事的人＞中，說明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我們對外在世界的構想，甚至是道德世界的構想，
一夜間產生難以置信的改變。這種改變促使人事成為資訊的碎片，逐日地否定著人與人之間經驗的交流。他說：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一個仍沒有停止的過程開始變得清楚。
不是察覺到嗎？戰事結束後從戰場回來的人顯得沈默寡言他們可溝通交流的經驗並沒有豐富了，而是更加貧乏；十年之後湧現的戰爭書籍絕不是可以口傳的經驗。這是不足為怪的，沒有任何事情會比戰略考慮的經歷、通貨膨脹的經歷、身體置身於機械化戰爭的經歷和有權有勢者的道德經歷更為徹底地否定人生體驗。
(2) 這一段話很可以用來詮釋、理解阿興從戰場回來瘋啞的背景，黃春明反對不義之戰的創作意識，後來表現在＜小寡婦＞裡兩位美國越戰的大兵湯姆和比利的經歷上，
他們在預備營所受非人性的訓練湯姆甚至為了紀律，槍殺了同營一個反戰而企圖逃營的朋友以及在越戰中所經歷慘絕人寰的記憶，小說中描寫他們經常藉服用迷幻藥來麻醉自己，忘卻這些不愉快的記憶。黃春明在小說中，諷刺美國政府獎勵立功的越南大兵來台渡假，是讓他們藉由性消費以發洩他們在越戰中血腥的記憶，
再重返戰場殺戮，這種慰勞軍人的戰事策略，一向自居「自由世界」首領、高舉「人權」的美利堅帝國，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戰勝國姦淫婦女的行徑，又有何異？
這跟美國發動武力去干預越南的內戰，又高呼為「自由世界」而戰，其不義的暴行有著高度同質性。 ＜甘庚伯的黃昏＞，發表於1971年12月，明顯的與當年的保釣運動反日的民族意識唱和。
我們在此已可看到黃春明的小說中，初步碰觸台灣受日本殖民歷史的陰影，在這篇小說裡，黃春明以甘庚伯受難卻具樂天性格的形象他依附在如母親似的鄉土所具有的生活韌性，撫平了戰後二十幾年來承受既瘋又啞的兒子的折磨可視為台灣鄉土大眾根植在母親的土地上，默默承受歷史傷痛，
形成強韌的生命力的象徵。然而，在快速變遷的台灣社會現實下，這種鄉土家園和這種鄉土人物都日漸在消逝中，黃春明這種必須在浪漫與自由心境下才能經營的鄉土哲學，也面臨著時代的考驗。七０年代台灣的時局，
從保釣運動知識份子祭出五四的口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說明了台灣社會面臨和五四類似的社會情境，使知識份子重拾感時憂國的文化傳統。
從＜甘庚伯的黃昏＞這篇小說開始，黃春明的小說篇篇都不脫台灣受美、日帝國，在政治、經濟或文化上殖民的影子，而且一篇比一篇顯露更尖刻的譏諷意味，一篇比一篇顯現他對社會現實批判的無力感，也披露了他對家國主體面對強勢的外來文化傾軋的焦慮。 如前第二章所述，
受到釣魚台運動的啟發，台灣反美、日強權的民族情緒，
首先爆發於1972年2月和9月關傑明首先指陳現代詩是「文學殖民地主義」的產物。
在1973年7月唐文標掀起的現代詩論戰還未延燒開來之前，黃春明就於1972年12月發表了＜蘋果的滋味＞，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影射台灣受制於美國經濟殖民，以嘲諷之筆道出台灣主體性的殘廢。小說中的江阿發被美國格雷上校的轎車撞到，以截肢的代價，換取一家人的生活改善，當他們從格雷上校的手上，接到兩萬塊的慰問金，數目金之龐大，竟把阿發夫妻嚇得不知所措，
「他們兩個只覺得做錯了什麼事對不起人家似的不安」，原先對格雷上校不小心的抱怨卻轉為內疚。當一旁的警察說阿發是運氣好，如不是被美國車撞到，恐怕已經躺在路旁，用草蓆蓋著，「阿發一下子感動涕零的說：『對不起！謝謝！對不起！對不起，……』」。黃春明曾表明：「我不願意讓我的同胞有奴性的觀念在，所以我寫下＜蘋果的滋味＞。」
(3) 之後＜莎喲娜啦‧再見＞（1973.8.15）(4)中，公司小職員黃君奉主管之命帶日本人嫖女性同胞，陷於進退兩難的心理交戰，接著是＜小琪的那一頂帽子＞（1974）的王武雄朦朧的看到代理日本快鍋公司許諾給推銷員的美麗遠景（就好像王武雄看到小琪帽子下那張美麗的臉龐，朦朧的懷著十年娶妻計畫的遠景），有違良心推銷著危險的快鍋。
以及＜小寡婦＞（1974）裡妓女的出賣肉體給越戰美國大兵，並用國粹文化「小寡婦」的名義加以包裝。
此一從出賣勞力、截肢肉體到消費國家文化尊嚴的過程，推而極致的就是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發表的＜我愛瑪莉＞（1977.9），小說中在洋機關上班的陳大衛對老闆的雜種狗極盡呵護之能事，並為此妻離子散而在所不惜。
1971年保釣運動以後興起的民族意識，敲醒了長期在白色恐怖思想禁錮中的知識份子。黃春明也不例外，這種市鎮小知識份子的無力感，和黃春明同一「世代」的陳映真與王禎和(5)，他們在七０年代的文章著作，在反西化的聲浪下，
共同流露出對鄉土淪陷的焦慮，反映了知識份子對國家民族的感情，以及他們對凝聚民族認同的迫切之心。王禎和的文學視角離開了筆下的花蓮故鄉，
＜小林來台北＞（1973.11.15《文季》第二期）代表純樸鄉下人的小林，置身於國際化、現代化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台北都會，與航空公司員工崇洋媚外的洋奴嘴臉，形成對比，流露出作家對台灣受美帝強權在經濟上與文化上的殖民焦慮。陳映真以許南村的筆名發表的＜試論陳映真＞（1975.9.26，小說集《第一件差事》序），
他一番銳利的對自我的解剖，道出市鎮小知識份子對社會現實的憂悒和無力感，
很能反映當時知識份子的心理。他認為：市鎮小知識份子，他們出身農村成為知識份子而向市鎮遊移，在現代社會層級結構中，身處社會的中間地位，景氣好時，很容易向上爬升從社會上層得到不薄的利益，當景氣阻滯時，
也很容易顯得沮喪、悲憤和徬徨，而向社會下層淪落。
所以： 市鎮小知識份子在社會的中間地位，對於力欲維持既有秩序的上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對於希望改進既有的社會下層，又不能完全認同，於是他們的改革主義就不能不帶有不徹底的、空想的性格。 這種憂悒無力的市鎮小知識份子的典型，
在台灣文學史上並不陌生，最典型的前身就是日據作家龍瑛宗，他在＜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主角陳有三欲往上層社會爬升而不能，終懷抱著幻滅的理想往下層社會墮落。
陳映真分析自己早期的小說出現蒼白無力、沒有行動能力的帶著理想主義的知識份子，正是因為，當時的他： 不曾懂得市鎮小市民的社會沈落，在工商社會資金累積吞吐運動的過程中，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幾乎是一種宿命的規律；他不曾懂得從社會的全局去看家庭的、個人的沈落；他也不曾懂得把家庭的、個人的沈落，同自己的國家、民族的沈落聯繫起來看。
但是陳映真肯定，在歷史的轉形時期，市鎮小知識份子的中間地位，使他們往往比任何人都早而敏銳地預見一個舊事物的枯萎和新生事物的誕生。所以，在歷史的轉形期，市鎮小知識份子的唯一救贖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實踐行程中，
艱苦地作自我的革新，同他們無限依戀的舊世界作毅然的訣絕，從而投入一個更新的時代。」在新詩論戰後，文學的社會性、民族性被提出來的氣氛下，陳映真滿懷希望的看待：「以黃春明等為代表的、擁抱廣泛生產者的小說出現了；
以《文季》季刊為指向的社會的、批判的、愛國的文學道路劃出來了。」
(6)陳映真在此中顯露身為知識份子的自覺意識，正可以理解為何詹明信會說：「在第三世界的情況下，知識分子永遠是政治知識份子。」
(7)只是時至今日，當我們的社會日漸資本化的同時，我們常常忘了我們身處於第三世界。
陳映真從1968年入獄，到1975出獄，一復出文壇就發表的這篇自白，顯影了當時的知識份子改造社會的思想，日後黃春明在政大的演講稿＜一個作者卑鄙的心靈＞（1978.1.15）中有著相當同調的自我告白，對於自己還未了解自己與整個社會的關係 ，還未了解貧富差距的社會關係時，寫了幾篇文評家稱為「人道主義作家」、「小人物代言人」與「悲天憫人的胸懷」的作品，竟默認下來，而扛起這般的頭銜，欲朝向藝術家之路邁進。
此文中自我嘲弄意味濃厚，但影射他人意味更濃，並且流露出知識份子對下層階級的原罪意識。在論戰中，從未發表隻字片語的黃春明，在其中反對「為藝術而藝術」，以此反撥別人指稱他從＜蘋果的滋味＞、＜莎喲娜啦‧再見＞的轉變，是「社會性增加，藝術性反而減弱」的論調。
(8)他強調所謂文學藝術必須能夠推動社會向前邁進，並期許今後的寫作，「能找到一條更開闊的道路，跟大家，跟廣大的讀者，跟我們整個社會連在一起。」
(9)而他與王禎和也一直不認為自己是「鄉土作家」，或是「人道主義作家」，都一致聲稱寫小人物只是寫他們故鄉裡「最熟悉最關懷的事」，「都是我們生活過的地方、我們關懷的地方，都是我們共同呼吸過，認識過的人物」。
(10) 上述三人他們將自我的命運與社會、民族、國家聯繫在一起的觀念，以及揮別依戀的舊世界的決心，我們都可以在黃春明與王禎和的作品中，看到他們一致將文學視角從貧窮破敗的故鄉流離到光怪陸離的城市。而陳映真在論戰前後所發表的文章，例如＜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1977.7.1《仙人掌》第五期）、＜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1977《中華雜誌》171期）
(11)等等，所念玆在玆地從台灣的歷史、社會現實，突顯台灣受美、日帝國政治、經濟、文化殖民的問題意識，也在他們三人的「殖民經濟小說」中，呈現對美、日帝國經濟殖民台灣的焦慮，流露他們當時在思想觀念上的重疊，以及創作意識上的高度同質性。
(12)披露了前面第二章曾引述的詹明信所謂第三世界文學民族寓言的性質，反映了台灣的經濟、文化經歷「現代化」的衝擊，與第一世界的文化帝國主義進行著生死搏鬥的文化掙扎。
在此意義下，看陳映真、王禎和與黃春明經濟殖民的小說，其中講述主角個人的經驗與命運，其所聯繫的其實是民族群體的命運。
在強勢的殖民文化的滲透下，顯示當時台灣的知識界，對台灣鄉土瀕臨失落，對凝聚民族文化認同普遍的危機意識，相較於他們早期的鄉土小說，有著更高度而集中的民族文學寓言性質。
John Tomlinson研究文化帝國主義，其中探尋產生民族主義的歷史根源，說明民族國家的認同，也即是對於特定的文化的歸屬感，經常被說成是處於受威脅的局面。John Tomlinson舉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的名作《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中的論點，
說明：「民族國家是一個想像的政治社群。」雖然這社群裡絕大多數的成員，彼此無所悉，未曾聽聞對方，但在每個人心目中，卻存在著彼此共處一個社群的想像。民族國家總是被當成既深且廣的同胞關係，而其界限，是受限於特定領土內，並且它提供其國人某些自由，足以行使民族國家的主權力量。
同時安德森論及每個社群各有其互異的想像風格，此牽涉到民族主義起源的核心，他認為十八世紀末葉的一些歷史事件，齊聚發生，使得「民族感」的醞釀，有了可能性。在這些事件中，最重要的就是歐洲興起了「資本主義的印刷文明」。
由於書籍的傳播，尤其是報紙的產生，進入了商品化和機械化的階段以後，在民族國家意識的生產過程，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民族感情的想像風格，
本質上也就是一個中介大眾化的風格，是在傳播結構已有精良發展的社會中，才得以產生，這樣一種想像能力，主要是得自於閱讀全國性報紙。
同樣的，季定思（A.Giddens）也認為民族主義是現代性的一種現象，由傳統及氏族透過親身見面的關係為基礎的社會解體以後，人們根據流傳了許多世代的規矩，
在一個社群廣為人們接受的信仰與道德，那些深具意義的質素，已被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所創造的日常例行作為在資本主義底下勞動討生活是最重要的一種所取代。在此情況下，民族國家認同的情緒，乃是為了維護本體安全感（身處自然及人為世界的某種穩定的存在感覺）的一種途徑。
同時，只有在民族國家行將崩潰之際，比如動員人民共赴戰場，致使日常例行生活中斷，民族國家的情緒才容易找到最堅強的突出點。換句話說，危機來臨時，「過時的認同形式也就再度出頭」。我們應當將民族國家之認同，視作一種潛在的強大情緒，但它卻經常隱身意識的背後，它也與現代性習以為常的需要，多所乖隔。
(13) 在此意義下，回顧七０年代發生在台灣知識界，對凝聚民族文化認同的迫切性，有了更清楚的輪廓，由新詩論戰興起的民族意識，正好就是從報紙開始蔓延擴散（從戰後到七０年代的時間，正好累積了大量、受過重點教育而文化同質性高的人群），一直持續到鄉土文學論戰，與當時報紙、雜誌的量化發行有一定關係。七０年代民族國家的情緒興衰，也幾乎是同時與台灣一連串的外交失利相始終，至八０年代台灣局勢日漸穩定而趨緩。
而這一切又和戰後資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擴張，「傳統」的崩潰與文化經驗的飽受現代性社會內容的中介，呈現同步進行的現象。有了這一層理解之後，進入黃春明當時發表的經濟殖民的家國寓言，才較能感同身受在當時的社會情境下，在國家因為連連挫敗的外交，日漸失去國際的合法地位之際，作家如何以譏刺的語言、幾近漫畫式的丑角，表達對凝聚國家民族認同的焦慮。
二、譏刺的語言\國族的難題 黃春明從＜莎喲那啦，再見＞開始，不僅小說主題、背景離開了從社群共同體出發的鄉土故事，在敘事手法上也一改浪漫的筆觸，轉以極盡戲謔之能事，刻劃著屈就在現實、消費文明下，
喪失人性尊嚴的市井小民。在傳統社群裡堅持生活意志與命運抗衡的小人物已無蹤影，一個一個粉墨登場的是見風轉舵，甚至趨炎附勢的小知識份子，
從＜莎喲娜啦‧再見＞裡有自覺意識卻迫於現實無奈，必須接待日商去嫖妓的公司小職員黃君，不時藉由賣弄小聰明，挫挫日商不自覺流露出把台灣下意識當成他們的殖民地那種趾高氣昂的銳氣，不時又得笑臉迎人，
以免引起日商不快。最後藉由在日商和台大中文系學生中間，當翻譯的中介橋樑，
一面痛斥台灣知識份子崇洋媚外的心理，一面要日商承認侵華戰爭的罪行，
算是替這趟當「皮條客」的出差報了一箭之仇。誠如論者所指出的黃君的行為，是近乎阿Ｑ地在道德上取得一時的勝利，仍掩蓋不了日本經濟強權的事實。
(14)從小說對黃君種種心理衛生機制的嘲諷，黃春明的確是刻意在嘲諷黃君如阿Ｑ般贏得虛假的「精神勝利」的行為。
小說一開始就點出黃君的心理： 想想這兩天的行徑，竟為了幹了兩件罪惡勾當，心裡還禁不住沾沾自喜。一件事，帶七個日本人去嫖我們的女同胞。
一件事。我在七個日本人和一位中國的年輕人之間，搭了一座偽橋；也就是說撒了天大的謊。 通篇小說就維繫在黃君那點可悲的中國人的尊嚴上行進。
如果說＜鑼＞理的憨欽仔在社群關係中自尊潰敗的過程，是要引發讀者對小人物的同情，在這篇小說的黃君，種種阿Ｑ式的防護心理衛生機制的行為，他的可鄙、可笑與得意﹐
在在說明了他是台灣的阿Ｑ，
正如阿Ｑ是中國本身，黃君也是台灣本身，他對大學生的種種痛斥，何嘗不是對自我屈就現實、甘為皮條客的種種報復？黃春明刻意用與他本人同姓的「黃君」之名表述此一故事，又以第一人稱來敘事，以及其中諸多的自傳色彩，
(15)又何嘗不是對自己以及自己民族的自我指涉？而小說中黃君對臉上有刺青的阿珍的自卑給予的施捨，以及到了晚上想到「醜女九風騷」，心癢難騷的焦灼，差點打電話招來阿珍的陪宿。他對阿珍的意淫，和日本嫖客不過一線之隔。黃春明對「黃君」男性主體慾望的嘲弄，以及其中隱含民族的自我指涉，恐怕不僅僅是一般論者所謂的「道德的勝利」所能涵蓋的。
至於＜小寡婦＞裡，從美國學旅館管理回國的馬善行，口若懸河與裝腔作勢的言行舉止，在小標題「高階層會議」一節中的股東會議顯現無遺。黃春明費盡筆墨的描寫著馬善行一副歸國學人自以為「高人一等」的神態，先是賣盡關子吊股東胃口，
又怕別人不把他當專家，擺出一副清高姿態說他只是純興趣。當所有股東畢恭畢敬洗耳恭聽，他才慢條斯理地表示酒吧生意是「一件大有可為的生意」，
但是「照過去的方式經營下去，這只能算是應時機，不能算是把握時機」： 我們要把握時機，就得先了解來這裡度假的美國兵心理。在美國本土，一般人反越戰反得厲害。到今年（案：1986）可以說是反戰最高潮的一年了。
因為這樣，在越南戰場上的美國士兵，大部份士氣很低。所以他們心理很空虛。心理一空虛，一有錢，一有機會，就比平常更想花天酒地。
美國從164年八月東京灣事件開始駐兵越南，直到1968年底，投入越戰320萬噸的彈藥已經遠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總共耗費的200萬噸，
由於北越採取游擊戰術，使美軍始終無法拿下北越。(16)馬善行這一套論調，反映了美軍的挫折。馬善行又說酒吧對美國人來說已經不稀奇，
在同業之間一定要有新奇感，要把過去的經營方式全部推翻掉，「把酒吧的吧台去掉，把沙發丟掉」、「露茜這個名字也不要」，「把露茜調換成『蒙娜』，換成『Play Boy』，換成『OK』都一樣，……我們就用我們的中文，叫『小寡婦』。」 「你們想想看」馬善行笑著說：「小寡婦，這是多麼Charming的名詞？……」 「對美國大兵來說，又是中國小姐，又是寡婦。
異國情調，再加上偷情的感覺，不迷死他們美國大兵才怪！」…… 「大原則是。我們用中國式的東西，來吸引外國人。……」 馬善行這一套用國粹文化包裝「特種行業」的商業手段，完全是投美國人之所好，這場風塵界的文化秀，充分內化了現代西方帝國主義對前現代的「中國」視為「異己」、「他者」的凝視，試看「小寡婦」酒吧裡前現代的「中國」扮演，舉凡招牌、門面、裝潢以及小姐的化妝、服裝等等：
「小寡婦三個字是用很大的中國字寫的，他們不懂沒關係，越不懂越神秘，越神秘越令人好奇，美國人沒什麼文化，所以對中國特別好奇。……」 「門面也是中國的，裡面的裝潢也一樣。這個很簡單，叫拍電影的搭景工搭一搭，貼一貼就行了。裡面的擺色是茶几和屏風。……」
「我們的小姐，完全是清一色，想清宮秘史裡面的打扮，當然民初可以，完全是中國的打扮就行了。這種打扮化妝小姐不會，我們可以請電視公司的化妝師兼差，裡面的奶罩之類管不了。……」 吧女們「大家帶著前篷後髻的假髮，有的穿襖，有的旗袍加背心，胳肢窩塞一條絲巾，腳穿繡花鞋。」除此之外，馬善行還特地為吧女們召開「特種文化訓練營」，
他對吧女們說道： 「各位小姐，你們從現在開始，已經不是露茜酒吧的Bar girl。……你們從現在起，就要扮演最不合乎時代，最落伍的中國婦女的一種，小寡婦。這種小寡婦的特性，外表看來是一作冰山，其實裡面是火山。
你們都要記住，你們都是婚後不久，正在享受美滿婚姻生活的時候，不幸死了丈夫的小婦人。但是丈夫之情，還有，有些傳統舊禮教的約束，
你們不得不守寡。」……「你們心理是矛盾的，開始守寡時，一半是自願，一半是莫名其妙。為了生活你離開了夫家……」 「……千萬不要忘記你們是保守的。至少剛認識的時候應該保守，應該被動，……」
「……我們有一招不要忘了，以退為進。比如說，你們故意說喝了酒會教你們糊塗的失節，你這麼一說，老美不請你喝上三十杯才怪！」…… 「……總而言之﹐你們要叫來渡假的美國大兵，覺得是跟一個中國的小寡婦鬧戀愛，
叫他們沒心再跑到琉球，日本，香港等別的休假中心去。最後他們求上床，可以！但是你們可以告訴他到你的公寓更像家。對了，到了家不要忘記在美國人的面前，但案上的那幀丈夫的遺像蓋起來。這是小動作﹐但是太重要了。……」
他並且對大家作了一番「心理建設」，說要把握時機好好撈美國人一票，把酒吧生意當作「另外一種越戰打」，要經營者和吧女們不要妄自菲薄，「不但沒有什麼叫你們在三百六十行裡面抬不起頭，還要抬得比別行的人更高。」。
教吧女們必要時還可以消遣洋人：「中國婦女守寡的由來，比你們美國開國的歷史還早咧！」如此將使洋人高估她們的身價。 馬善行「想以東方的神秘性來誘敵，在戰術著重肉搏，而重視小寡婦的個人教育。」
加強小姐的文化知識教育，必要時在洋人面前賣弄：「包括古老的中國女人為何纏足？什麼是貞節牌坊？宋朝怎麼開始注重處女貞操的，怎樣檢查？《金瓶梅》較為突出的床戲。以及幾則素女經。」等等，除此之外，
還教小姐談話時要看對方轉舵，多讀越戰的新聞，和美國國內的新聞，來取悅美國人，他們心靈空虛，渾身寂寞，能給他們一點不花成本的關心，他們才肯花錢。 在美國學旅館管裡的馬善行，欲使「小寡婦」成為「聞名世界獨一無二的酒吧」，
以美國資本主義的那一套理念，將中國文化的「異國風情」用消費主義的方式「國際化」與「商品化」。「小寡婦」刊登在Chinese Post上的廣告文案，
是這樣的： 大標題：「美國的亞洲外交為何失敗？」 副標題：「因為美國人不懂什麼叫做入鄉隨俗！」 說明的文字：「如果你想懂得什麼是入鄉隨俗的話，請你到錦西街，來問問我們的小寡婦便知道。」 深諳傳媒是社會變遷象徵的黃春明，
巧妙的在其中描繪馬善行藉由聳人聽聞的「廣告」來促銷，廣告詞反諷了美軍在越戰的失利，把酒吧生意與國際政治並置，透露出雙重的批判，既是對帝國主義干預他國內政的嘲謔，又是對因越戰效應而興的台灣「無煙囪工業」時弊的揭露。
馬善行自有他的一套廣告經，說明廣告的效果： 「廣告是一件很重要的是，尤其是對美國人，他們從小就被廣告長大的。」…… 「我們廣告不一定很花錢，跟我們過去露茜酒吧在Chinese Post上面登廣告一樣，可能開始次數要多一點，一出了名，以後也用不著花錢，樂於此道的美國大兵，
自然就發生Mouth Communication口交口，義務替我們宣傳，說不定還得到Time或是News week的免費Publisity。北投有一家Literary Inn，小姐跟美國人陪浴的消息，
圖文並茂的刊在Time。一時真的轟動武林，驚動萬教起來，之後接了不少美國人生意。」…… 「我們的廣告雖然刊登在英文的刊物上，但我們用的不是英文。我們有時用西班牙文，有時德文，有時法文，或是義大利文。
因為美國的軍官，他們在學校時都選修一門外文。一定有人看得懂。
這麼一來，英文刊物上登的不是英文，特別醒他們的眼。他們會奇怪，一覺得奇怪就上鉤了。還有我們的『小寡婦』三個字，還是大大的用我們的中國字。
久而久之，他們也會懂。」 上述種種，相對於美國人而言是「異國風情」的「小寡婦」，象徵的正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他者」中國，所謂的「他者」相對於主體而言，「往往被侷限在固定的形象之中，而且通常都被視作『缺少』（案：lack，或言匱乏）。」
(17)以中國文化的保守、落伍的一面，所相對的正是西方現代文明的開放、進步，以此迎合洋人想像「中國」的「性消費」。西方這一套「想像」、「凝視」中國的固定形象，源自十九世紀中期攝影進入中國，可說與西方勢力入中國相始終，
楊澤指出： 「我們」是被觀看的：被西方拍被西方拍攝、傳觀，只因我們是「神秘的他人」，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視之，「遲到的他人」。當「神秘」因外力入侵而被一層層揭露，攝影證明我們是「落後」、甚而「野蠻」的「遲到者」。
(18) 這種西方對「中國」「神秘的他人」凝視的意識形態，充分內化為馬善行的意識的一部份，
他透過廣告傳媒與國際雜誌的報導廣告與報導，做為物質文明進展的象徵，除了是前現代到現代的過渡；尤其到了跨國資本主義時代，往往也是西方經濟、文化帝國，經濟擴張與文化滲透第三世界國家的中介管道來宣傳「小寡婦」，
以（相對西方是）「異國風情」為名的消費主義何嘗不是將自我（中國）商品化、異己化，道道地地的成為跨國資本主義下的「他性機器」，以生產供第一世界消費的「他性」，
以為他賺取一筆美國越戰效應的「戰爭財」。 如此為洋人從事「性服務」與「性消費」的「特種行業」，原本大家還因社會的成見存有的一點羞恥心，在經過馬善行此一「歸國學人」的調教下，已蕩然無存。黃春明對馬善行忝不知為洋奴之恥的「奴性」，以譏刺的語言刻劃，道出了他對「洋奴買辦」怒其不爭的深刻譴責，東方既白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
一篇評黃春明＜我愛瑪莉＞的文章，呼應了相同的譴責： 崇洋媚外在近代中國之成為一種社會價值，其來也遠，而於今為烈。自清朝末年起，崇洋媚外的蔓延，造成了中國民族整體價值的混亂，由器用層面的以洋為尚，到意識型態的淪為次殖民地，在在顯示出，現今的崇洋媚外早已不同於往日的型態，而是藉著人的社會經濟生活，那麼深入的鍥入他的意識，
甚至無意識的日常生活之中。崇洋媚外如果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系統內的質素，那麼，幾乎是必然會如黑格爾所說：「奴隸之為奴隸，不在其不求光榮，而是在其身以外之主人身上，尋求自己的光榮，以主人本身的光榮，
及主人之認識之，為其自身的光榮。」(19) 馬善行卻暗自得意，「像統御一個王國，什麼都在照自己的藍圖建立起來。」「小寡婦」的廣告不但引來一波一波的美國大兵，
連日本記者也風聞而至，認為不失為比槍林彈雨的越戰更精彩的越戰側面報導題材，同樣也是滿足了日本對台灣此一「異己」搜奇獵異的凝視心理。而馬善行聽說美國新聞處打電話詢問大使館，關於「小寡婦」廣告一事，還得意的戲稱搞不好連CIA（美國中央情報局）也會成為「小寡婦」的顧客，
引來黃經理的一陣緊張「CIA的人要來我們這裡作什麼？」台灣從五０年代到七０年代白色恐怖的陰影下，黃春明不忘再次披露台灣人怕官的典型性格， 而馬善行這副文化買辦的嘴臉，以及他見風轉舵的投機性格，竟能讓來幫忙測試扮演「小寡婦」的吧女們的三位美國朋友紛紛認為「他的構想很偉大」，例如反越戰的柯立夫說：「馬先生說，『小寡婦』的構想，對股東來說是改進經營方式賺錢，對他來說是跟美國詹森總統開玩笑。」在台灣美國學校教書的基米也認為馬善行：「腦筋很好」、
「我覺得他是一個激進的人，很想把一個理想馬上實現。」事實上，開幕一天下來，證明他的「小寡婦」構想有許多行不通處，他自己檢討改進：屏風去掉、吧台恢復，小姐的布扣被扯壞要改成拉鍊的、小姐的花名改回洋名，洋鬼子叫不來……他想：「原有的計畫，失去多少？已顯出我理想主義的貧乏了。」
他原先所堅持的「如果內容沒有特色，形式是沒有意義的」，已經被他暫且擺一邊，一場偽裝小寡婦的文化秀，剩下徒具形式，空有其表的「小寡婦」。最後，馬善行則是風聞越戰美軍的節節敗退，又預先跳槽去搞房地產了。
從＜莎喲娜啦‧再見＞的「黃君」，還有自覺意識到當日商皮條客的難堪，到喝了點洋墨水就自我膨脹、見風轉舵的馬善行，黃春明筆下小知識份子的敗德行徑一路下滑，到了＜我愛瑪莉＞裡的陳順德，已將自己脫胎成「大衛‧陳」，
對別人直呼其名陳順德反而充耳不聞，也因此被同事戲稱為「大胃」，他對洋機關主管窮盡諂媚能事的洋奴嘴臉，並將洋主管趾高氣揚的氣焰轉對其下屬與家裡的妻小。甚至走火入魔地去諂媚主管的一條雜種狼狗，搞得家裡雞犬不寧。當一向百依百順的妻子玉雲沒看管好狼狗瑪莉，
讓牠跟野狗雜交之後，大胃一氣之下對玉雲動粗，也使玉雲覺醒地發出質疑：「你愛我？還是愛狗？」他竟瘋了似的回以「愛狗！」，結果玉雲毅然地帶著三個兒子離家出走。
大胃還設法想替瑪莉打胎，而不是找回妻兒。應驗了先前玉雲所言，妻兒在大胃心目中是「連狗都不如」！ 一場如肥皂鬧劇譏刺台灣人崇洋媚外的奴性，道出了作家黃春明對凝聚民族認同的焦慮，
「狗眼看人低」的不只是洋機關主管的衛門夫婦，同時也是在洋機關服務的大胃，他以父權、夫權以及層級官僚的階級，
瞧不起、也欺壓著在等級社會中比他更弱、更卑下的成員，即便是親如家人
（例如他最常罵玉雲的就是「你笨蛋！你這沒用的東西」）。另外黃春明藉由原本就是雜種的「洋」狼犬，也諷刺了始終不知瑪莉是一隻雜種狗的大胃，對於「純種」的迷思，
「白人」種族的優越感已內化到大胃的潛意識裡。五四以來，從西方移植過來關於「人」的概念，使魯迅鞭辟入裡地挖掘關於「國民性」、「奴性」的民族課題，以建立「新民」的思想，當台灣七０年代再度碰觸強勢的西方文明時，政治意識強烈的知識份子，仍籠罩在西方文明的困惑下，以啟蒙的道德理性挖掘著民族的自我，發出對自我否定性的質疑。
(20) 詹明信曾指出魯迅文本的利比多中心並非指性慾，更多是與口腔期有關的「吃」（例如：禮教吃人），那是因為中國文字有關性慾方面的豐富詞匯是與吃的語言連在一起。
然而從日據時代就已經接受了不同程度資本化的台灣，在小說創作中，如呂赫若的＜牛車＞、＜暴風雨的故事＞，張文環的＜藝旦之家＞，龍瑛宗的＜不知道的幸福＞，性作為政治、
經濟與權力的迫害的象徵，由來已久。而台灣男性主體慾望與性的連結，在黃春明的小說中原本就是不避諱的話題，到了這些國家經濟殖民小說裡，
更是以美軍和日人在台最原始而「肉搏」的買春行為，象徵戰後資本主義帝國在第三世界的「進出」與侵害。
不論是礁溪溫泉的妓女或是「小寡婦」的吧女，
既是描寫台灣「無煙囪工業」的社會現實，也可視為第三世界台灣的主體，成為被美、日經濟強權蹂躪的對象。
＜莎喲娜啦‧再見＞裡描寫買春七武士藉由讓小姐上前搶他們送的絲襪時，趁機打劫，十二隻手在一群小姐身上吃豆腐，一旁看著的黃君不禁「聯想到所謂的中日經濟合作，和中日技術合作的態勢」，又如小說中黃君的議論： 哪一個地方的女人越便宜，代表那地方越落後；像南美洲的幾個國家，
一個女孩子採一天的咖啡豆才賺八比索，一個十四歲的孩子跟人陪宿是十六比索，大飯店裡的一杯咖啡也是十六比索。
……我們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也是一個落後地區。 因此買春七武士組成的「千人斬俱樂部」，為了達成今生和一千個不同女人睡覺的「理想」，他們跑遍南美洲、
東南亞、香港、韓國和台灣。對日本資本帝國主義與沙文主義的結合，剝削第三世界弱小民族的本質，昭然若揭。陳映真評論＜莎喲娜啦‧再見＞時說道： 黃春明的問題意識，其實在小說中日本買春團體以「千人斬俱樂部」為名時，便指直日本侵華期間，日本軍人在南京和其他地方的暴行，
生動說明了日本戰時和後日本帝國主義的同質性。
(21) 黃春明在小說中露骨的描寫日本買春團、美國大兵，如何以台灣的異鄉情調滿足追尋性刺激的目的，在台灣妓女身上重振男性雄風。＜莎喲那啦‧再見＞買春七武士藉由印度神油來壯陽，五十多歲的老人藉此「回春享樂」。
而＜小寡婦＞裡，路易因為在越戰中看了女屍下體長蛆，下意識的往那裡開槍，從此那印象盤據腦海不去，患了陽痿，在一一試過越南的、琉球的、西貢的妓女還是不行之後，就等著在台灣的「小寡婦」身上重振雄威，
延續＜莎喲那啦‧再見＞將台灣主體與第三世界弱小民族並置，同為遭受帝國主義擴張與剝削事實的象徵意識。小說影射的是國族政治、歷史與經濟的難題，卻充塞了各式各樣荒誕不稽的性事，包圍在一種嘉年華式的尋歡作樂的氣氛中進行，
黃春明早期「戲而不謔」的幽默嘲諷，已經轉為「謔而虐」的尖刻譏刺。 從人物的命名也可以看出黃春明諷謔的意味，
＜小寡婦＞小說一開始提到，在1968年，隨著美國詹森總統讓駐越美軍創了最高記錄，台灣的酒吧生意不但原來台北、高雄、基隆、台中的酒吧，紛紛重振，連偏遠遠地方不曾有過酒吧的花蓮，也將茶室轉成酒吧，「茶孃隨著搖身一變，也成了吧女」，
小姐的花名也一一化成洋名，原來叫秀玉的小姐聽到黃經理喊她「安娜」一時還會意不過來，而叫「裘麗」的小姐，努力的捲著舌學著喊自己的花名，還是唸成了「朱麗」。
另外台北「小寡婦」裡的鴇母，從英文的madam諧音成「馬達母」，而「馬達」在台灣話裡本有強勁、剽悍的意味，也就一語雙關了，私底下吧女們也的確稱呼她們為「火雞母」。可是馬達母謝在歡迎日本記者時，馬上又可以說自己叫「節子」。
而當「小寡婦」們的花名桂香、 阿嬌、阿青……洋人叫不來時，馬善行又恢復了她們原有的英文名字，這些在洋人面前化名的「花名」，「洋名」之為「佯名」，
它們所透露出的偽裝性與面具性也就不言而喻。黃春明對此的諷謔，最明顯的莫過於＜我愛瑪莉＞中的陳順德，將自己脫胎成「大衛‧陳」，當被朋友移花接木成「大胃」時，還悵然了許久，直到連洋老闆都稱呼他「大胃」，
他還自以為是洋老闆對他的暱稱，證明他和老闆的關係已不可同日而語，而得意著未嘗不是「塞翁失馬」。黃春明在小說中還從「大胃」的外型，說他是一個消化型的人，能在頂頭上司衛門這種趾高氣揚的洋人底下工作，還能發福，
沒有逆來順受的消化功夫是熬不下去的。從英文「大衛」諧音的「大胃」，用以形容陳「順德」這等「痟貪」型人物，以及＜小寡婦＞裡對「馬善行」和小姐們的「佯名」在命名的諷刺意味，黃春明以此發出對筆下人物怒其不爭的道德譴責，民族國家所代表既深且廣的同胞關係，也在這些諷謔中顯現了其中的裂隙。
然而，黃春明畢竟是一個重視小說人物的作家，上述這些殖民經濟小說裡的人物，黃春明在鋪陳人物形象時，所經營人物的身世、背景、心理轉折以及與其身份相符的對話上，還是保有其一貫貼近小人物整體經營的特色。在這幾篇小說中，
形成大費周章地漫畫式人物的敘事，例如描寫＜莎喲那啦‧再見＞中的黃君，帶日本嫖客返回故鄉「溫泉鄉」面對自我、父老與鄉親的愧疚；以及七武士回憶侵華戰爭情境時的痛苦。
＜小寡婦＞裡鋪陳美國大兵路易、比利、湯姆在越戰中的個人經歷，以及吧女們阿青、阿嬌、菲菲們墮入風塵以及在風塵中打滾的辛酸史。＜我愛瑪莉＞裡大胃和妻子玉雲氣勢強弱的對比，以及玉雲從言聽計從到覺醒離家的過程。
這些殖民經濟小說，黃春明的意識底蘊仍存有故事體「正義小人物」的犧牲所展現的啟示，
黃春明基本上還是從人物出發說故事的作家，縱然國籍不同，來自不同的族群，出身各異，小說中他們一方面代表的是美、日帝國主義與第三世界台灣之間，強弱國族的對比，另一方面他們都是「國家」體制權力傾軋鬥爭的犧牲者。
＜小寡婦＞裡的阿青和阿嬌背後的辛酸，道盡了＜莎喲那啦‧再見＞的黃君所說：「那些女人沒有一個是自甘墮落的，他們都是環境所迫」，當阿青被驚訝的問及「妳不關心越戰？」，
她回以「我關心別人，誰來關心我？」原來她剛出道時，被一位黑人士官史密斯窮追不捨，她一心嚮往美國生活，以為去了美國可以擺脫所有痛苦，也就不在意史密斯是黑人，
沒想到不久史密斯因為吸毒被押回美國，一星期後又出現了白人史提夫，安慰了阿青的空虛，此時阿青發現自己懷孕了，卻不知孩子是誰的，史提夫一味想負責要娶阿青，等到孩子生下來是個「小黑」，才把史提夫氣跑了，阿青只好把「小黑」托給鄉下母親，繼續上班。
而從良過的阿嬌，則是因為遇到一個想花美金、好賭博的流氓丈夫，一次為了自衛，抓傷了丈夫的下體，擺脫了婚姻，卻也因為重傷罪，幾年的積蓄付諸流水，提及從良，她說「從良？說得頂好聽，以後我情願把屁股擱起來生蟲，也不再從良了！」
＜莎喲那啦‧再見＞日本買春客提及他們回國看了電視上他們戰爭期間的罪行流露的內心痛疚，黃春明寫道：「凡是有點人性，有點良心的人」經過提醒，也就夠受了。＜小寡婦＞裡慘絕人寰的越戰，同樣帶給美國大兵湯姆、比利、路易永難磨滅的傷痛。其中鋪陳湯姆在「小寡婦」酒醉後著魔般不斷地唱著美國民歌手Pete Seeger的「We Shall Overcome」，
曾經是他們在國內示威遊行時，有個理想目標、淚流滿面唱著的歌，卻也是他在預備營槍殺逃營的好友荷西的當時，荷西嘴裡唱著的就是這首歌，湯姆想起這些不愉快，立刻服用了迷幻藥LSD，然後就像小女孩咻咻的了哭起來。而路易的陽萎的因由，每次心裡有慾念騷動，腦中就浮現當時被鎮懾的景象： 那短短三天，一會兒共軍，一會兒美軍，或是越軍，
這樣的在這個小村落，拉鋸了六七次。當他們支援友軍佔據了這個村落，它幾乎變成一塊冒熱氣的溫泉地了。雨後熾熱的陽光，烘烤著地面，蒸發著滯重的焦味和腐肉味。一扇似乎可掩蔽的倒塌下來的草門，
他端好了衝鋒槍架好架勢，一腳把門踢翻開來，他看到光裸下體的女屍，視線自然地被支離得異常的女陰吸引，同時也正被那腐爛的洞窟的一簇蛆蟲驚愕的當兒，附近戰友搜索的槍聲突然響了起來。接著自己也莫名奇妙的扣了扳機，眼看那女屍的下半截，在一串槍聲中跳了幾跳，那簇忙碌著的蠕動的蛆蟲和爛肉都沒了。
在越戰中斷了胳臂的比利，准予傷殘退役回國，仍千里迢迢來台，向菲菲感謝她替他求來的香符保佑了他一條命。
當他想著怎麼和菲菲說好？ 一片金黃的稻田就展現在他眼前，他們道奇車的搜索班，在田野間奔跑，據情報說越共會來搶糧。他們在車上看田裡搶收的農夫，在那裡忙來忙去。當他們的道奇車跑近一組農忙的農夫時，
突然車子觸雷被炸翻了，而那一組農夫，竟從地上端起衝鋒槍，向他們搜索班掃射。他的記憶只到這裡。緊接著後頭的記憶，卻從醫院開始。他的同班都死了，
還有他的摯友湯姆。 曾經在「小寡婦」誇口說他和湯姆一起殺了三十二名越共，當被問及越共長什麼樣子？他們答以「越共很像他們的老百姓，他們沒有制服，穿得跟老百姓一模一樣。」當人家質疑「你們會不會打死了老百姓，說是越共？」他們回答那「個沼澤地方是越共經常出沒的地方，
我和比利一看到他們走過，馬上就打……」其實，他們自己也不太敢肯定的說：「情報官說他們就是越共，我想他們是越共，他們是越共。」兩相對照之下，他們那一班，就是死在很像「老百姓」的越共手下。黃春明在描述美國大兵在戰爭留下的痛苦記憶，對戰爭的兩造的人民，都是難以磨滅的傷害，
背後所隱指的是國家機器運作機制的罔顧人道與輕忽人命的犧牲。 在指控美、日帝國強權對台的侵軋之餘，作家筆下這些不同國族的人與人之間實際交流時流露的人性真情，或許才是作家肯定人性價值的理想主義所心嚮往的，雖然理想主義終不敵龐大的資本主義體系與國家機器的運作機制，
否則也不會出現人類迷失、異化於物質文明的歷史危機，然而保有理想的一點亮光，至少保有人類的自我不致被物質文明淹沒的可能希望，這或許正是黃春明一貫無解決的小說，帶給讀者足以望向未來的啟示。 葛浩文形容黃春明是一位「社會病態學家」，診斷社會社會病情，可是不開診治的藥方。
(22)作為一個描述台灣社會變遷史、陳列社會病態現象的作家，黃春明當之無愧。然而正如論者們對台灣鄉土文學與現實主義的文學的檢討，除了觀察社會的病相，我們是不是還缺乏對社會的苦難、悲劇，有全面的理解、關照，展現社會發展時結構更動、瓦解的因果，隱約指向歷史發展過程中最深痛、嚴重的病原的文學？(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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