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Lee Lieh，1958年3月29日－），女，台灣演員、電影製片。
為台灣歌手羅大佑的多年伴侶及前妻。
肄業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現為世新大學）編輯採訪科。
參與過電影《海灘的一天》、《小城故事》、《早安台北》、《你那好冷的小手》等作品的演出。
現為影一製作所及天亮娛樂的負責人，曾擔任《囧男孩》（楊雅喆執導）、《艋舺》（鈕承澤執導）等製片工作。
2010年榮獲第47屆金馬獎年度傑出台灣電影工作者獎。
李烈
製片人李烈 (cropped).jpg
李烈 2014
女藝人
羅馬拼音
Lee Lieh
國籍
中華民國
出生
1958年3月29日（64歲）
臺灣
職業
演員、電影製片
語言
國語
教育程度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現為世新大學）編輯採訪科
配偶
毛學維（1981年結婚；1983年離婚）
羅大佑（1999年結婚；2001年離婚）
網路電影資料庫（IMDb）資訊
獎項
金馬獎
年度臺灣傑出電影工作者
2010年
金鐘獎
迷你劇集最佳女主角獎
2006年 《網路情書》
三十歲年間曾離開娛樂行業，投入成衣業。
電影製片作品
年份 片名
2008年 《囧男孩》
2010年 《艋舺》
2011年 《翻滾吧！阿信》
2013年 《明天記得愛上我》
2013年 《總舖師》
2014年 《行動代號：孫中山》
2015年 《青田街一號》
2017年 《健忘村》
2019年 《返校》
2019年 《主管再見》
2020年 《喜從天降》
2020年 《消失的情人節》
原文:（本文節錄自台灣光華雜誌2011年11月號）
文．蘇惠昭
2011年尚未結束，國內媒體已歡慶年度國片票房上看15億元，從《殺手歐陽盆栽》、《翻滾吧！阿信》、《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到《賽德克·巴萊》，一再改寫票房新紀錄，魏德聖、李烈、九把刀3人笑容燦爛的照片大大地登在報上。
長久以來，台灣電影的光環多屬於導演，唯獨李烈因製片身分登上檯面。
中華文化總會說明的理由如下：「李烈改變台灣本土電影數十年來的營運模式，不依靠政府的輔導金拍片，以改革、創新的方式，創造商業電影新的營運模式，讓台灣本土電影有新的未來。
在《艋舺》的製片過程中，她成功將電影的元素『模組化』，像企業管理一般的營運模式，打破本土片幾十年來手工式生產的流程，
製作出
《囧男孩》（2008）、
《艋舺》（2010）、《
翻滾吧！阿信》（2011），
如此截然不同類型的3部片子。」
從銀光幕前到幕後
概括來說，她「革新本土電影製作，以大眾電影打開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投資前景。」李烈的豐功偉業如斯，短短幾行的論定，是她背負著從演員、成衣商人到電視電影製作人，30年幕前幕後的人生歷練，為人生下半場所鋪設的一條路。
這條路上，她匍匐、翻滾，忍住傷痛用盡力氣向著目標前進，每一部電影都像打硬仗，但每一次都漂亮的抵達終點。
每一次完成目標後，李烈都想到一個沒去過的地方旅行，徹底休息，蓄飽電力回來，再為她的下一部電影效力，再走一遭。因為那是她真正想做的事，「如果是我真正想做的，我就會去做，不管有沒有資金，」李烈說。
2008年8月之前，無人知曉本土電影的前景。
自1989年《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之後，台灣導演轉向拍攝影展片、藝術片，遠離大眾；
另一端則是快速生產低成本搞笑片，類型片、商業片付之闕如，幾乎讓台灣電影奄奄一息。
2001年最慘，全年票房739 萬（票房皆以台北市首輪戲院總票房的2倍估算）；
2002年出現一部「正視市場」，願意與觀眾溝通的《藍色大門》；2003年，1,200萬；
2006年，約8,700萬。
2007年，跳到近4億元。
再一年，終於等到爆出5.3億元票房的《海角七號》。
這意味在嚴酷的環境中，仍舊有一批「打死不退」的電影工作者繼續在為理想拚搏。
《囧男孩》的異想世界
當時李烈監製的《囧男孩》在《海角七號》初升溫時上檔，以包含行銷費用在內的1,400萬成本，靠著6,000人次的大量試片傳出口碑，開出3,600萬元的票房。對於《海角》創下的國片影史票房數字，影評人聞天祥曾表示，台灣要再出現一部《海角七號》，「恐怕比恐龍出土更難」。
《海角》也許是奇蹟，但《囧男孩》不是。
2007 年，當年輕導演楊雅帶著《囧男孩》劇本來找李烈時，她已在電視製作界練劍多年，並以《MR.COM之死》拿下4項金鐘獎。
李烈練劍，為的就是等待拍電影的時機，她不是那種把夢想掛在嘴邊的人。
但她想拍什麼電影？
「我想拍好看的電影，任何題材、類型都可能，沒有設限。」似乎沒有比這個更簡單，也更複雜的答案了。
那一年，春江水微暖，《練習曲》、《盛夏光年》、《刺青》都開出1,000萬元基本盤以上的票房，《刺青》甚至衝到5,000萬元。
李烈「感受到一種脫胎換骨的萌動，結冰有鬆動的感覺，可以投入的時機到了。」而擺在面前的《囧男孩》，讓她邊看邊哭，她決定賭一賭，監製人生的第一部電影，「這樣的機會只有一次，也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後的一次戰鬥。」
李烈的「賭」，是先把最壞的狀況想好。
沒卡司，沒話題，李烈知道《囧男孩》是一部一不小心就會失敗的片子。
「我算過，就算賠光，就是一千萬，但不可能賠光嘛。我還可以去打工、接案子，頂多七、八年就可以把債還清。」
「我算過，就算賠光，就是一千萬，但不可能賠光嘛。我還可以去打工、接案子，頂多七、八年就可以把債還清。」
底線設定，就撩下去了。
缺少父母關愛的兩個頑皮孩子，透過幻想抵抗寂寞心靈的故事，片中的騙子一號、騙子二號，是李烈千挑萬選出來的孩子，就因為做過演員，在看劇本和選角，她磨練出精準的眼光，這兩個孩子的超自然演技也果然成了全片的靈魂；
後來的故事則化成一則傳奇，為了籌措資金，李烈跟身邊每一個能借錢的朋友借錢，到最後，戲拍到只剩下四分之一，能怎麼辦？她沒有房子，只好拿媽媽的房子去抵押。
從「導演制」到「製片制」
製片是一門李烈沒有修過的課，但她太熟悉這個環境，懂得把問題一一拆解，也知道什麼問題問什麼人，一切從頭學起。
台灣沒有電影工業，很多人把責任推給「導演制」，一切以導演為中心；而製片的功能除了找錢、想辦法省錢，就是打理行政庶務，但李烈並不想做這樣的製片。
她希望全方位參與一部電影，進而把本土電影帶向「製片制」，從判斷劇本、發展劇本、選角、演員訓練、籌措資金、控管預算到規劃行銷。
「每一個環節製片都要有概念，都要能夠指出對或不對。」
而只要是為了電影好，能夠為電影加分的事，她都做，特別在與導演溝通這一塊。
「就像看著自己的孩子一天天的長成。」她描述自己的工作，「每天要面對大大小小、紛紛擾擾的問題與困難，而你要做的，就是解決所有問題與困難。」
「就像看著自己的孩子一天天的長成。」她描述自己的工作，「每天要面對大大小小、紛紛擾擾的問題與困難，而你要做的，就是解決所有問題與困難。」
台灣電影沒落太久了，李烈很清楚，當務之急就是拍出讓觀眾願意買票進戲院的片子，讓市場活過來，而事實已證明「導演制」行不通。
導演是創作者、藝術家，電影是他的作品，他寶貝他的每一個鏡頭，不忍割捨，因此有盲點，無法理智的跳出來，但作品中的某一塊，可能是敗筆，拿掉就完美了。
作為全程參與的製片，李烈一路給導演提點、建議，一直溝通到「對電影最好」為止，「所以製片是必須精算的生意人，但除了精算，對電影的sense更重要，不能只是生意人。」
《艋舺》攻下春節檔期
首先，它要有好看的故事。有電影研究者曾歸納1999~2004年10部票房超過10億美元的好萊塢電影，得出一「米達斯（Midas）公式」（米達斯是希臘神話裡點石成金的國王），洋洋灑灑9大條，包括
「以兒童或青春期少年為主角」、
「劇情如童話，軟弱或無能的少年歷經艱難、蛻變，成為找到人生方向的成人」、
「衝突場面」、
「圓滿結局」、
「演員尚未有大明星身價」等。
除了結局，《艋舺》充分運用了「米達斯公式」，李烈更進一步做到，先談下春節檔期。
春節檔期是中外大片必爭的黃金檔期，過去幾年只有港星周星馳有此優勢與魅力。
美商華納兄弟公司台灣分公司總經理石偉明明白告訴李烈：「要讓觀眾有『哇』的感覺。」為了這一聲「哇」，李烈丈量《艋舺》的尺寸，知道它必須完全的商業操作，必須有老少咸宜的商業卡司（阮經天、趙又廷、馬如龍）和商業宣傳手法。
商業規格換算成數字，就是7,000萬的製作成本，再加2,000萬的宣傳發行費。
由於投資龐大，只准成功不許失敗，李烈冷酷而精準的控制拍攝時間，不惜讓自己化身為導演鈕承澤背後的一把刀，她同時經營官方網站培養觀眾，定時「餵」新聞給媒體。
《艋舺》和《囧男孩》的宣傳策略完全不同，上片前只做一次媒體試片，戲拍得轟轟烈烈，內容又高度神秘，引出「非看不可」的期待。
《艋舺》成功突圍，不但擠進春節檔期，還寫下首日票房1,800萬元的佳績，6天全台票房破億的紀錄，情勢大異於《海角七號》撐到第3星期才成為票房冠軍。
當時李烈估算，這股氣勢再延續下去，《艋舺》少則3億，甚至有可能打破《海角七號》的紀錄，沒想到後來被疾風野火一般的盜版打敗，票房燒到2.6億元戛然而止。
國片太久沒被盜版了，《艋舺》萬萬沒料到，缺乏防護措施，以致有華人的地區就有盜版，這是一個用上億元買來的教訓。
「這個疏失，犧牲了《艋舺》，但成就後面其他的台灣電影。」
《艋舺》成功後，坊間媒體下了一個很猛的標題：「李烈把國片帶向行銷新紀元」；她的「電影教母」地位隱然成形。
國片行銷新紀元
然而，相較之下，好萊塢電影志在「贏得全人類」，但李烈並不認為台灣電影有「走向全世界」的能耐，「不是我只想拍給台灣人看，而是人家不要看台灣電影，甚至包括大陸。」
在這樣的現實下，「血統純正的台灣電影」是李烈唯一的考量，這樣的電影絕不是大片，「即使《艋舺》成功，我也不可能一直做大片，台灣市場一年有一兩部大片就飽和了，要存活，就要做中小型的片子。」
《鐵達尼號》、《阿凡達》贏得了全世界票房，但無論從市場面或感情面，李烈只聚焦在「贏得全台灣」，用本土的元素講台灣人的故事，她的第3部片《翻滾吧！阿信》也是如此。
導演林育賢帶著《翻滾吧！阿信》第33版劇本來到李烈面前，又是另一個讓李烈感動的劇本。「你想用多少錢做？」李烈問。「2,000萬，」林育賢說。
為什麼是2,000萬？因為林育賢已經被拒絕到怕了，他之前尋求的「金主」動輒砍到1,800萬、1,500萬，李烈卻是第一個拉高製作成本的投資人，「把錢壓這麼低，能看嗎？該多少錢就多少，一部該3,000萬的片子壓到2,000萬，傷害太大了！」
每一部電影都是一個冒險，一次操盤成功不代表未來仍會成功，就算好萊塢，10部片子也只有一到兩部賺錢。
但《海角七號》和《艋舺》之後，電影人對台灣電影有了新的想像，台灣電影可以「很好看」，而且賣錢，把基本盤的魔咒甩得遠遠的。
至於誰來飾演片中那位靠體操改變人生的主角？彭于晏是李烈和林育賢的共識。
翻滾吧！台灣電影
《艋舺》時李烈就想用彭于晏，可他沒有片中阮經天的陰鬱、趙又廷的陽光，也沒有鳳小岳的土台味，太子幫5人沒一個合適他。而飾演體操選手阿信，彭于晏得面對嚴峻的挑戰，他要從跑步、倒立和重量訓練開始，接下來是單槓、雙槓、雙環、跳馬、鞍馬、地板動作、前空翻後空翻，他必須練就體操基本動作並鍛鍊出體操選手寬厚的上半身，否則無法說服觀眾。
在真正的阿信教練指導下，彭于晏苦練3個月後脫胎換骨，體脂肪降到6%，還可以說上一串聽不出ABC口音的台語，這也成為電影的「爆點」之一；
彭于晏的表現也得到金馬獎評審的肯定，入圍最佳男主角。
「台灣一直有具潛力變成明星的藝人，但環境太壞，偶像劇是一個對表演沒有幫助的戰場，講話都還講不清楚就上場。」要演李烈的片子，不管這位藝人有多紅，都要通過3個月的表演訓練。
「有些電影之所以能長駐在我們的記憶中，是因為它讓我們看見自己如何過日子，我們的希望與恐懼，我們的渴望與挫敗，我們的企盼與挫折，我們的愛與恨。」國外電影學者霍華蘇伯在《電影的魔力》一書中說。
《海角七號》擊中了社會的集體情緒，給予很大程度的心靈慰藉；《翻滾吧！阿信》則訴求所有在人生中翻滾的台灣人，曾經迷途過的你我。
人人都需要一個翻身的機會，李烈翻轉了她的人生，成為台灣電影的王牌製片，她投資大片的膽識，更讓台灣電影有了全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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