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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1

好文:(吳念真)--台灣,請聽我說/如果小孩子沒有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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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文:台灣,請聽我說/如果小孩子沒有笑容 (吳念真)


【2009.08.30聯合報╱吳錦勳/採訪】



今年五十七歲的吳念真雖然很會拍廣告、很會說故事,但他真在意的是:「台灣越來越沒有這種地方自然凝聚的真情。」他說我們活在一個人與人之間信任越來越稀薄的現實,但在心裡又對過去真情甜美無比眷戀,「而偏偏情義和真情是台灣現在最缺乏的東西。」他想經由戲劇,讓大人重新找到真情,讓小孩可以放肆大笑。談到台灣的未來,他吐了一口長煙,意味深長地說:「如果小孩子都沒有了笑容,我們這一代這樣拚死拚活的車拚,又有什麼意義?」



1.台灣傳統的情感





情感,是台灣最可貴的東西。我有個病態的習慣,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十幾年的老朋友好不容易見面了,分別時說了「再見」,他轉身走了,我下意識會忍不住再回頭,再看一眼他遠去的身影,好好仔細地記住他的背影。因為我很怕,他這轉身一走,就是永別。



這是九份礦坑長大的我,面對人生不測的一種潛意識反應。以前爸爸早上下坑,我們擔心他晚上會不會回來,大家做的都是危險的工作,不知道你哪天會出事,因此朋友間的情義和承諾特別重要。



情義和承諾的背後伴隨的叫「信任」。我知道我幫你做了什麼事,你以後一定會幫我做什麼,而且不必講出來。十多年前,我爸得到礦工的職業病─矽肺病住院,已經末期了,罩呼吸器,住加護病房,有一天我們去看他,等我們走了之後,他就從四樓打開窗戶跳樓。這對我的打擊很大,那天我記得剛好是颱風夜。他過世前跟我說:「我的喪事你放心,因為你爸爸幫過很多人。」真的,那天晚上八點多我爸出事,我打電話給媽媽,消息一傳開,夜裡十點多,外頭大風大雨,我家客廳卻熱鬧的擠了二十幾個人,幫媽媽處理事情。



我爸那些朋友都已經五、六十歲,而且都跟我爸一樣有矽肺病,出殯那天卻堅持要合力把棺木抬上山去。原木棺很重,十幾個人這樣撐著,我站在他們後面,看到他們的腳在階梯上顫抖,一步步踩著上山……直到今天想到那情景,還是會忍不住哭出來。



我們九份那個老村莊,民國六十幾年就沒了,消失三十多年了,但我最近還要去吃我媽的換帖會,之前也有我爸的換帖會;村子沒了,但關係還在。你當然會很珍惜這種感情。



2.為什麼我們不再彼此信任?





這就是台灣人說的:「人啊,互相互相啦!」因為信任在裡面。有一天,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不見了,就不會輕易承諾什麼。現在這種傳統情感、承諾或是情義,慢慢沒有了。為什麼?我不知道,是社會慢慢進步,是政治操弄,還是大家都講謊話,承諾變得都是假的。現在的我不相信報紙寫的、電視播的,統統不相信。



想到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一個很久沒見面的朋友,哈啦一陣,臨走的時候他一本正經地說:哪天一起吃個飯吧?那時才五歲的兒子忽然問我說:「啊,他也沒給你電話、住址,你們要怎樣約吃飯?」連小孩都可以一言拆穿,大人啊都是嘴上講講而已的,攏係假的!



我後來發現一個很矛盾的現象,人與人的信任度沒有了,但人與人之間對舊有的最單純的情感,基本上還是眷戀的啊。



現在台灣人為什麼那麼渙散?回想以前的老時代,雖然很專制,但是他給你塑造一個很壞的敵人、萬惡匪幫、中共蘇聯……這些敵人在「外面」,把共同仇恨丟在一個很遠的共同目標,大家在台灣可以彼此取暖,火苗也會旺一點。像是我們少棒打贏了,不管藍綠舉國歡騰。



可是到了有一天,這個敵人慢慢轉換了,轉換成「黨內」和「黨外」,轉換成國民黨和民進黨,兩邊鬥,敵人不在遠方,變成「敵人就在你身邊」。以前是共同對外,現在是往內切割,彼此跟自己先斬先剁。現在連火苗都分了,各人取各人的暖,這是不健康的。



你現在打開電視,不是藍的、就是綠的,沒有告訴我們一個遠的、要共同面對克服的目標。嘸嘛,台灣現在最缺乏的,就是看不到共同目的。



這幾年來,我最要好的朋友都因為政治的色彩而遠去,這是我人生最感慨的事。你那麼好的朋友,一起弄電影的,有一天你發現,啊,他們主動把你分成什麼類!也許有人錯想了我,我其實很簡單,只要我覺得你人不錯,那你叫我做什麼,我就OK。老實講,政治對我來講沒那麼偉大,政治能改變世界嗎?不多。但朋友對我很重要啊,而且各人有各人的政治選擇。



3.每個族群各有憂苦,只是欠缺彼此瞭解





我創作很在意溝通,這是我創作的態度。台灣就是有不同的人,你不知道我的故事,我也不知你的故事,我不知你的憂苦,你也不知我的憂苦,然後就用我自己的立場來猜測你。



我小時候覺得很幹,為什麼我們的老師跟警察都有配給?他們真好命!至少都有麵粉可以領。啊,我們怎麼沒有?後來長大才發現,他們也有他們的憂苦啊,如果早一點知道,不是可以省去不必要的猜忌。



我在九份長大,原本和老兵關係比較遠,還好我有當兵,我親眼目睹了老兵這個族群的故事,看到很多悲哀的細節,後來我參與了或寫了很多老兵電影的劇本,像《搭錯車》、《老莫的第二個春天》、《海峽兩岸》等。



我當兵時,和老士官長感情很好。我是營的行政士,領錢、管錢,總之是管柴米油鹽那一類的事。我們營長很嚴厲,叫我把老士官的安家費,直接匯入他們家戶頭,千萬不要手頭交給老兵,省得他們跑去「八三么」(軍中妓院)或者賭博用光光。有些台灣兵不愛聽他們講話,好奇心重的我卻會跟他們亂哈啦、聊天,我講到我父親如何辛苦,一聽他們也一樣,慢慢就了解到,喔,這群人也有他們自己的故事。



民國64年,我退伍前的那一年,原本老兵不准結婚的規定,終於解禁了!我們營裡十幾個士官長、作戰官,全部一窩蜂趕著結婚。他們十八、二十歲來台灣的,到那時已四十幾快五十歲了,再不結就沒機會了,都到台東買太太。我每天忙著為他們寫「申報書」,新娘叫什麼,思想忠不忠貞啦,反正什麼都要寫。



《老莫的第二個春天》有一幕就是這樣,老兵拿出畢生積蓄,五疊百元鈔票往桌上砸下去,左右二疊啪地用山東腔說:「你他媽這是手!」再往下啪地砸二疊:「你他媽這是腳!」最後一疊往兩腳中間啪地砸下去:「這個你他媽就是B!」他們用這種心情買了個太太。你在旁邊聽,當然會心酸啊!後來我就很想寫老莫這個我遇到的故事。



我退伍時,作戰官很慎重地送我一張他和新婚太太的照片,背後很正式地寫著:「賀!念真光榮退伍,前途光明。」並且兩人還很正式地簽上名字,可見他多麼滿意結婚有家室。隔年,其實也才幾個月後,他們部隊來淡水,我去看他們,天啊,作戰官整個頭髮是白的,旁邊人噓小聲講,叫我絕對不要提到他太太,「跑掉了!」



我很shock!你看到那種狀態,感受到那種悲涼啊。他們年紀大了,好不容易娶了太太,有了家才會有歸屬感,可是太太又跑掉了。如果沒有了歸屬,他的夢永遠在那邊(大陸),而不會是這裡。很多老兵最後就是要有一個家、一塊田地,他要的就是一份歸屬嘛。



後來,我跟孝賢認識,他跟我講一句他爸爸說的話:「他們從來不會想到會死在這個南方的島嶼上。」他父親在光復不久就已經來台灣,寫信回老家,說台灣的自來水怎樣怎樣一開水龍頭都有水……他們沒有想到要在這裡待多久,買的家具不是藤的,就是竹子做的,沒想到會留下。



4.改朝換代 政治力粗暴的扭曲





政治是這麼殘暴現實,我父親有一句名言:「阿伊嗚ㄟ喔,一眠睹到ㄅㄆㄇ。」日本政權走了,國民黨來了,好像是一夕之間的事。對我父親那輩如此,對老兵也如此,人生都在一夜之間被政治力量扭轉了。



像我爸為什麼來挖金?因為故鄉的二二八經驗。那時九份的淘金客全是台灣各地來的人,出走的理由各不相同。我爸爸是一個不會講故事的人,他很少主動講他的人生,後來我才從很多親友破碎的資訊裡拼湊我的父親來九份的原因。



原來是二二八事件的時候,他在嘉義一家中藥行當學徒,店裡一個中醫師因故牽連,結果死掉曝屍三天,沒人敢去收屍。我爸爸不忍心,偷偷買了香燭金紙,遠遠祭拜他,後來他老闆知道了,不敢再留他,他只好離鄉背井出走。



他那時只有十五、六歲耶,算是很有膽量,也有點浪漫情懷吧!他一個人來到九份,在礦坑討生活。後來他入贅吳家,我因此才姓吳,我的弟妹姓連,他說這叫抽「豬母稅」。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天,他帶我去山裡很遠很遠的山神廟,忽然有感而發說:「一隻鳥仔飛到鳥籠內。」那一代的台灣男人心裡很壓抑,滿腹苦衷,就連結束生命的方式都一樣。



在我父親心裡,他會覺得,不是都說是祖國嗎,這個祖國怎麼對我這樣?那種驚嚇和文化的落差,那種情緒會影響一輩子的耶!連外省菜都讓他討厭,好比麻婆豆腐啊,他覺得那是什麼菜,這是很奇怪的情緒,卻很真實。



政治既然這麼殘暴,我就覺得這些年輕搞政治的,明明知道過去老的政治人物把台灣的人、台灣的人性、台灣的心都搞得亂七八糟,但還去做一樣的事。



台灣人民有了民主,但不知道怎麼使用民主嘛。就像最近英國一個流浪漢中了樂透,他就去買古堡,還喝酒喝到掛,後來他終於發現這個彩券給他的,只是一個沒有用的古堡、一大堆空酒瓶,還有電視機和一堆A片而已。



現在民主的濫用是,不管你講什麼我都可以兇回去,這些都好像是民主理所當然的一部分。像網路上有些邊緣性格的人寫說:「吳念真也不是好貨啦,把他抓到土城去賣伏冒。」這些言論都不必負責,他也沒有搞清楚事情,自己爽一下就好了。



5.我的工作就是「溝通」





台灣太少那種情感分享、平和理性的溝通。我小時候,因為文筆不錯,替村民讀信、寫信,村民還湊錢送我一支鋼筆,算是肯定我。教我寫信的師傅也是礦工,我從他身上看到一種典範,他把信裡傷人的字眼,改用另一種委婉的方式,向不識字的村人解釋。如一個在外地工作的姊姊想要嫁人,但她媽媽一直用弟妹還小要讀書拒絕,連續逼她分手三次,最後一次換男方寫信來講「虎毒亦不食子」,他就用讀信的機會,化解紛爭誤會。他把自己的知識貢獻給知識比他低的人,而不是反過來利用知識,去掠奪知識比他不足的人,我這輩子就認識他這個「知識分子」。



我除了讀信,還得常常為不識字的村民念報紙,而且要把一個搶案、分屍案,添油加醋,編得津津有味,如果編得不夠清晰完整,老人們會吐槽說:「唔對唔對,愛安捏安捏才對。」我又得重新順過一次。



我小時候讀信寫信、念報紙,就是一個溝通者。現在我是導演、拍廣告等等,如果我的工作算是媒體的一部分,那我的工作就是「溝通」。



對於我,我們這些朋友,我們做這些戲劇,就是很單純地想到,有沒有一件事是我們可以一起做到的。晚上可以看戲,看囝仔笑,就免看嚥氣的新聞,同時也可以看到台灣的希望。我們都希望,不管哪一群人在這塊土地都找得到自己的「歸屬」。這樣力量才會凝聚,才不是「軟膏膏」。



如果我們大人把台灣搞亂了、搞砸了、搞毀了,小孩沒有笑容,我們這一代拚死拚活「車拚」是為什麼?我們是不是看孩子高興歡喜,有笑容,這一切努力才會有動力?最後,我們能不能聽到一句:「爸爸,謝謝你!」



(本文選摘自即將於天下文化出版的《台灣,請聽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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